文学是现实世界的缩影，也是现实世界的扩展，一次次照亮固定的生活。文学报出品的文学影像诗《正在写的人》试图呈现这样一批写作者，他们接续新旧，再出发，让自己变成容器、媒介，以个性差异延展文学可能，以“活人感”应对同质AI味。您可以在上观新闻、文学报微信视频号、B站、小红书等平台观看，与我们共同回应文学的未来。

文学影像诗“正在写的人”第四期走进作家蔡骏的创作与生活。

他是第一代网络文学作家，跨界做编剧做导演，但他让读者最深刻的身份是悬疑小说作家。写作二十多年来，蔡骏以平均一年超过一部的速度，推动自己的悬疑类型创作不断深化创意，与纯文学叙事结合，也不断进行着本土化呈现。在那些悬疑故事背后，读者会看到一个清晰的城市图景，上海。从历史元素到当代生活，蔡骏的童年成长足迹串联出了一幅城市历史行走地图。这座城市的庞大复杂可以容纳无数创作类型，也天然适合悬疑叙事，通过蔡骏的导览和指引，读者会看到上海因世界、故乡、历史三重维度而造就的故事冰山。

学会在记忆时空之间展开想象力

郑周明：沿着苏州河，我们从你小时候居住的江西大楼走到了工作过的上海邮政博物馆，它们也出现在了你的小说创作之中，关于这些建筑你有什么特别的记忆？

蔡骏：我们主要走过的是苏州河沿线的邮政大楼，还有我小时候居住过的江西中路的江西大楼，其实这些记忆对我来说有些是非常遥远的，应该是在10岁以前的记忆，有些大概是青年时候的记忆，当然会更有感触。今天来看，这些房子已经成为上海的重要地标景观，经常会看到中外游客到这里来拍照打卡，把今天的景观和记忆里的场景进行一个对照，我会觉得很有意思。

郑周明：从游客的视角来进入这些历史空间，和你的视角是非常不同的，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是如何重构变成了你笔下那些变形的、充满悬疑的场所的？

蔡骏：我对小时候住过的这些地方，包括以前上班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感受到很特别的东西，甚至感受到的是一些无聊和沉闷。但是今天回头来看，因为时间拉开了距离，时间上的差异就构成了一种悬念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时间造成的，而不是这个空间本身造成的。比如，我们站在邮政大楼前，隔着苏州河看向对岸，左边还是那栋百年建筑，但是右边那些建筑是全新的，可能是近5年之内才有的建筑，那就构成了一种时空上的巨大对比和反差。

郑周明：我注意到你近期推出的新作《她的契约》里，也是跟这些回忆有一些串联的，特别是小说里的布达佩斯公寓是一栋邬达克设计的建筑，邬达克和上海有着很深的历史情缘，这意味着对历史的回望和对当下的提取，已经成为你创作时的一种自觉行为。

蔡骏：对，因为我自己确实平时最爱看的就是历史。新作里涉及的历史应该说是近现代上海一百年以来的历史，自然跟我的成长有更深刻的关联。比如历史上，邬达克当年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就在江西中路附近（编者注：邬达克建筑设计事务所原名“邬达克打样行”，位于外滩24号），当然现实中我住过的江西大楼并不是邬达克设计的，进入小说后我进行了一些虚构和变形，使它化身布达佩斯公寓拥有了邬达克元素。这类变化在小说中可以多样化的，当然这个变化是有很多个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想跟历史产生更多连接；第二个原因是在虚构的过程当中，往往虚构出来的空间才能更大，编故事的空间才不会被现实所局限。

郑周明：的确你的作品里有丰富的上海城市元素，这座城市拥有的历史故事或者民间故事资源，你感觉被发现、被转化得足够充分吗？

蔡骏：上海对我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除了成长生活的记忆，另外就是上海的历史，从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如此丰富精彩的历史，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发掘出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或者说之前文学影视作品里所能够呈现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对我们作家来说，我感觉更大的还未被发现的那一部分，就像海面之下那占据八分之七体量的冰山。所以我一直认为，上海确实能够提供非常多的好的故事素材。

从灵感到作品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栗鹿：回到你写作的起点，你开始写小说是从“榕树下”网站开始的，在当时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很多创作者在上面展示作品的渠道。你目前也是上海网络作协的副会长。现在很多年轻读者对“榕树下”不是那么了解，对你来说“榕树下”意味着什么？

蔡骏：我开始写作的时期应该算是第一代的网络文学，跟现在的网络文学差异是很大的，从内容到传播方式都很不一样。但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当时所有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能够绕开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直接跟读者见面的机会，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它折射了互联网带给普通大众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机会。当时，“榕树下”还是有编辑审核过程的，但是很快在一两天之后作品就能够发出来，其实也不算对大家创作的限制。如今回头看，只不过我比较幸运，我是一直坚持创作。当时有很多新人我觉得很有才华，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慢慢就销声匿迹了。

栗鹿：当时为什么会很快选择了悬疑这个类型？

蔡骏：我最早开始写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悬疑类型，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这样的写法。而且我最早在“榕树下”推出的一批中短篇小说，现在看来其实都像纯文学。那是2000年的时候，大概写了十几到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还有一篇发在了文学期刊《当代》上面。而我写的第一部悬疑小说叫《病毒》，那是在2001年春天，也是在“榕树下”首发的，这很可能是中文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悬疑小说或者说惊悚小说，第二年就出版了实体书。当时写完《病毒》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算什么类型，还没有悬疑小说这个概念，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想要把它写下来。

栗鹿：《病毒》出版之后，你就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向是悬疑吗？

蔡骏：对，因为《病毒》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而且当时读者也比较喜欢，它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去写类型小说，也证明这类故事会有读者，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让自己有了自信心，而且从网络文学到出版实体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然后，我接二连三的就不断有新的灵感和创意出现，转化成了作品持续出版，大概过了三到四年之后，我才逐渐确立用悬疑小说这样的类型概念来给自己的写作定义。

栗鹿：悬疑小说需要不断挖掘新的灵感，这个灵感如果要形成最后的作品，是不是在你脑海中会进行比较多的推演，形成一个逻辑闭环，然后你才会决定落笔写下那个故事？

蔡骏：从灵感到作品，这个当中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时候会隔很多年，也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写出来，也有可能写出来后发现是失败的作品。当然对我来说，只要我决定写它，开始动笔，我就一定会把它完成。但是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会经历非常多的设计思考，甚至可能最初原始点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原始的那个出发点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创意。

栗鹿：看你最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怀旧的元素，虽然离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有些远，比如你在《曹家渡童话》里写到的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贸市场、沪西电影院、老弄堂等场景。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吗？或者说这些元素对小说呈现的氛围和叙事是有帮助才使用。

蔡骏：我觉得这些原因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本身时间的距离感就会产生文学的价值，我觉得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一个作品有厚度，然后确实是有一些个体经验的存在，让这个作品更有生命力、更真实。有这样的直接经验能够放在那里，就代表着这个作品的独特性。独特性就是你个人的标签，是别人无法复制的。

栗鹿：在《她的契约》里，你使用了新的叙事手法，让无论是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会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还有包括一只近百岁名叫柏林的猫，也有一个自己的视角，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叙事？

蔡骏：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其实多声部叙事在很多纯文学作品中都有，只不过在悬疑类型小说中不太常见。我是用了一个纯文学的叙事技巧和结构去完成一个类型小说。首先它是一个结构上的创新，每一个第一人称都是受限视角，用无数个受限视角来构建出一个世界，就像拼图一样去构造出一个真相。

更新写作，让AI无法洞悉自己

栗鹿：《她的契约》里有一台2004年的电脑主机，联结了两个时空，改变过去和未来。现实中，AI的快速进化让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你同时作为一名影视创作者，对此有什么感受？

蔡骏：对，其实我现在也在尝试用AI创作影视作品。确实现在AI影视已经发展得非常快了，前段时间我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上也注意到大家主要在讨论的就是AI跟影视制作、导演、编剧之间的关系。我自己也在思考、使用、实践这个新命题。

而对于AI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解释。假设现在是在3000年前的古希腊，你是一个盲人，你在漫游世界的过程当中，创作了两本书，一本叫《伊利亚特》，一本叫《奥德赛》，然后你漫游到了地中海边上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个举世闻名的图书馆汇集了当时全球所有的文字知识，里面的图书馆馆长也就知道所有的信息并且能够快速回答你，甚至也看过你新写的两本书。你们两人进行创作比赛输赢会怎么样？一定有东西是他不知道的，比如当你作为盲诗人在荒原上漫游的时候，某一个晚上听到了身边有一头狼在嚎叫，当时你内心的那种恐惧，他是不知道的。

栗鹿：他没有经历所有个体的每一分每一秒，他只有一个模糊的大数据模型，他没有办法拥有所有人的回忆和情绪。

蔡骏：对，这就是你唯一能够跟他对抗的地方。他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做过的事、做过的梦，他不知道你在若干年前为某个爱人悄悄流下的那一滴眼泪流向何处。

栗鹿：作为创作者，我们要选择如何去面对时代变化之下，我们自己的编织能力和想象力。最后，我们的栏目名字叫“正在写的人”，你如何理解这个词？

蔡骏：“正在写的人”，这个“人”是主体还是客体？主体就是我正在写，客体是某个人被书写。我的角度是觉得这是我想写的某一个人物，这个人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我虚构幻想出来的一个人。那么多年来，我也一直都是这个“正在写”的状态，我很少有那种长达一年没有写过小说之类的状态。比如《她的契约》是我在2024年下半年制作电影后期的空当里写出来的，然后我在2025年的下半年又开始写一部新长篇，最近刚刚完稿。

栗鹿：这表示你在做导演过程中，并没有影响文学创作这部分，甚至是有所滋养助益的。

蔡骏：是的，因为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是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丰富的生活体验。平时的写作生活是相对封闭的，是自己跟自己在对话，但是拍电影要和剧组的几百人对话，需要解决无数人的问题，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非常鲜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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