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短篇集收录的作品写作于2010年到2021年，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我个人在阅读方面的趣味偏好、对生活的理解、写作的习惯等，都经历了变化。体现在集子里，可以明显地发现，不同时期的作品差异较大。我曾想过把它们分开出版，不为别的，只为小说集的风格可以统一一点。可惭愧的是，我写得太少，自己满意的更少，凑不出足够的篇目。即使是现在这个“精挑细选”的版本，其中写作于较早年的几篇，也仍然相当稚嫩和粗陋。

今天回过头来谈这本书的创作，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我对写作的认识和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似乎也没有什么独特且贯穿始终的创作信条，不变的只有我本人的一些特质、我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而写作对我来说有点儿像不断换着角度、变着法子地打量自己、认识自己、深入自己。

我记得有次和一位写作的朋友聊天，他突然对我说，小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传性的，另一种是非自传性的。这句话乍一听似乎有道理，可是细细品咂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句废话——不属于自传性的，当然都可以归入非自传性，这根本就不是在分类，而是在玩文字游戏。可是接着我又想深一层，这句话一开始触动我的，不在于其分类，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被我忽视的角度。朋友口中的自传性小说，并不特指自传体小说，因为随后他把卡夫卡的小说也归入自传性的范畴。

自传、自传体小说和自传性小说，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自传是讲述自己生平经历的文体，按照写作和出版伦理的要求，它不允许有任何虚构成分。而自传体小说同样围绕个人的生平，但允许进行一些加工和虚构，往往有比较完整和戏剧性的情节。而自传性小说可以完全不围绕个人的生平，就像《城堡》《审判》的情节显然不是卡夫卡的亲身经历，K.和卡夫卡也不能画上等号，但它们的内核都是卡夫卡本人的切身经验和生命感受，在创作中经过抽象再赋形而成的。在这个层面上，我的小说也都属于自传性小说，至少这是朋友对我的看法。

相比很多我认识的写作者，我的写作起步比较晚。如今回过头看，假如在三十岁之前，我的人生过得更顺利，和社会相处更融洽，可能根本就不会开始动笔。因此写作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包含自我疗愈、寻找精神出路的意图，这是推动我写作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动力。既然我是为了消化此前的人生经验而写，那我的小说必定是自传性的。


《实习生》《南瓜布丁》《弥留》《“疯女人”》这四篇均写于2012年之前，当时我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写作新手，有一些社会阅历，但文学素养非常薄弱，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很肤浅。不过与此同时，这却是我对写作最投入和专注、最渴望进步和有所建树的时期。“得益”于无知者无畏，相比后来，这段时期的我其实写得更快也更多，只是写下的作品大多没有保留价值。这四篇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实习生》，它完全没有那种让后来的我感到腻味的自怜——可能因为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以我为原型，这个人物形象至今仍能即时唤醒我对广州20世纪90年代整体社会氛围的感受和记忆。

总的来说，这段时期我掌握的小说技巧很有限，无非是从亲身经历中筛选素材，然后进行改造：通过想象去推演人物不同的反应和选择，以及事件的不同发展走向，经过取舍后剪切粘贴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当时我着重追求的是真实，我记得自己读了一些文学期刊，发现里面的小说有些叙述流畅但细节很假，有些辞藻优美但情感空洞。而我想同时做到细节的真和情感的实。

翻回当年的笔记本，我找到自己写的一句话：虚构可以比现实更接近真实，因为现实只是真实的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次偶然成像，而虚构是为了捕捉真实的永恒成像。我甚至记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写，因为经常在一些新闻报道的评论区看到有网友说，现实已经超越了小说家的想象力。可是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小说家首要追求的早已不是离奇、曲折、刺激的故事，而是一种审美性的人生感知。

我的笔记里还有这样一句话：（我）既要毫无保留地投身其中，又要冷酷无情地置身事外。这可能是我从阅读中得到的一条领悟。“投身”是指作品与自身的血脉相连，就如高尔基所言，文学就是人学；或像贡布里希说的，其实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置身事外”是提醒自己不要把写作变成一种浅薄的自怜。虽然我一贯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人而不在技术，但这不是说艺术不需要技术，更不是说艺术没有其内在的规律。或者换一种说法，尽管艺术的本质在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这说明艺术对人是有要求的。这种要求一方面体现在小说家对陈旧庸常、单调狭隘的感知的超越；另一方面体现在作品自身的协调性上。而小说家，哪怕是像托尔斯泰这么伟大的小说家，当他在一部虚构作品中直抒胸臆，或表达个人的社会主张时，都无可避免地损害了作品内在的协调性。

《雪山上的猴子》《臆想集》《笨笨》《鲸》《归途》这五篇写于2014年到2017年，这段时期随着阅读量的积累和阅读面的扩大，我的文学趣味在不断改变。这五篇小说可以视为对当时吸引我的不同作家的师法和回应。当年我在写作上想做一些不同的尝试，遗憾的是都没有深入。我是一个缺乏恒心和毅力的人。这时候，写作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份想象中崇高和理想的志业，而只是手中的一支火把，为自己取暖的同时有限地照亮一小段前路。五篇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归途》，尽管我清楚它的意象过于求工；而最喜欢的是《雪山上的猴子》，我喜欢它的自嘲和戏谑，这很接近现实中的我，不过只有最亲近的朋友能看到我的这一面。

《夜泳》是这本集里写作时间最近的一篇，初稿完成于2021年。2024年《西湖》杂志向我约稿，为此我把它修改了一遍，字数从三万多字删节到两万四千多字。这篇小说在动笔之初并没有整体的构思，也没有既定的主题。只有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形象、场景、细节。换言之，这篇小说是先有了片段和局部，然后一边写一边去结构整体的。我的小说大多偏散文化而不是情节化，不需要在动笔前就谋篇布局。我也不喜欢先有主题或思想的小说。假如一篇小说里主题或思想是最重要的，那作者应该直接写下它们，而不是假借于小说这一体裁。让小说服务于主题或思想无异于消解小说的存在价值，因为工具都是可被替换的。小说不是为了把某些确定的内容传达给读者，而是触动读者对自身经验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因此小说理应是开放的，它追求丰富的能指，而不是具体、确切的所指——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我很早就建立的文学观。

小说艺术在不断发展，形式和观念都在不断革新，但我觉得它或许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今天小说家的主要对手，不是别的小说家，而是新闻、影视、游戏、短视频……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仗。幸好艺术本身无关输赢，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体验，是与自己心灵的对话。我当然无力为小说的未来指出方向，但至少对我来说，小说就是作者的人格、品性、气质、感知等，借助想象而呈现为语言的一门艺术。《夜泳》可以视为我对此的实践，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才刚刚迈过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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